周易发展 - History of I Ch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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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传承是有缺失的。从传说看来,周易源于文王,包含了理象数的哲学体系,周公旦爻辞补完,成为一本“教科书”,教授小成王,以说“理”为主,以象和数助记。
孔子定六经,前四经是展示修养,《易》展示的是五十“知天命”到“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的过程,最后夹带了点私货《春秋》。后来统治阶级从众多哲学派别之中选择了儒家(内圣外王)作为治国方略,所以六经被奉为经典。
古话说得是,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”,源于古代人对于知识获取的途径极度缺乏,人生的经历也远不够丰富,无法形成沉淀。行路的少经人事,写书的不够深度,既没有吃过猪肉,也没见过猪跑,仅从空想,没有生活阅历,对于《易》的理解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。同时,因为《易》是儒家经典(《春秋》是孔子自己写的,而《易》是传承经典),所以很多新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方法论都有意无意的往《易》上靠。
所以,如今《易》包罗万象的体系,并不是《易》发展出山医命相卜的古术五部,而是古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主动靠向《易》的体系(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)。因为《易》是从哲学发展来的,包含理象数的内容,而理象数的三元体系使得不同的理论体系可以比较方便的进行附会(有些附会象数,有些附会理数……),或者以《易》的理象数方法论来解释新理论。因为哲学的逻辑是严谨可推导的,这些附会的学说又在《易》的哲学上进行推衍发展,逐渐形成了现在的体系。
与其说如今《易》学体系是一整棵根系发达,枝繁叶茂的大树,我更趋向认为现在的《易》学体系是一片(棵)充满气根的榕树林,或者常春藤环绕的橡树。
如今信息技术极端发达,远比“百家争鸣”更加多思想的碰撞。读“正确的”万卷书绝对超过行万里路,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学会“甄别”好坏(真假)的能力。这个很难!唯一检验的标准是“不管你信不信,反正我是信了!”
学《易》的目的一般是“正信”,没有必要为学《易》而只学《易》,建议“拿来主义”,都可以看,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比较好。
周易相关的书特别多,方向很多不一样,什么书都有,书表达的是作者的理解,未必是原来意思,根据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去读就行,理解但不求认同,记得时刻保留自己的意见。
这里把周易相关的发展描述一下,可以根据兴趣看一下(大概梳理一下脉络)。
注释《周易》的著作,自战国以来,从未间断,其种类繁多,各有特色。汉代以象数解易,形成了象数之学,后人称之为汉易;魏晋南北朝时期,玄学盛行,又形成了以王弼《周易注》和韩康伯《周易系辞注》为核心的义理派易学。此后,象数和义理两大派不断斗争,在论争中共同发展,各自又生发出不同的支派,至宋成宋易之学,清又崇尚汉易。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各家基本上都有采用重新注释《周易》经传文本这一方式来阐发自己的观点。
简要勾勒历代比较。
战国时期就产生了系统的释易之作,凝结为《易传》七种十篇。《易韩乾凿度》及汉代经师称之为十翼”。 后来《易传》与《易》古经合刊,形成今天所见之貌。《周易》以卜筮之书免于秦火,因而先秦易学的传承得以延续,至汉《周易》位列六经之首,对《周易》的阐释也形成了专门之学,西汉有以孟喜和京房为代表的京氏易,以费直为代表的费氏易,然其注易著作绝大部分都失传了。东汉许多著名经师均有注释《周易》之作,如马融、郑玄、荀爽等,其作亦失传,但后人有辑佚。
魏晋时期,老庄学说非常流行,形成了玄学哲学流派,也促成了古代学术史、思想史和哲学史在此一时期的大变革: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。在此思潮的影响下,思想家解释儒家经典也提倡清净、无为和简易,何晏的《论语集解》即以简明为主,对汉代的烦琐经学进行了一次清算。在此风气之下,易学也转向了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,形成易学史上又一流派,并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发展的主流,王弼、韩康伯是该派的代表人物,其他如阮籍、荀粲、肖衍、周弘正、张讥等也宣扬该派易学,但其著作皆已佚失。与此同时,荀凯、荀融、管辂、孙盛、干宝等不满以老庄玄学解易,他们继承了汉易的象数传统,对玄学易多有批判。 两派在辩争中不断发展,至唐代则出现了两部总结性的著作,即孔颖达的《周易正义》和李鼎作的《周易集解》。前者兼采王韩二注,逐句解释,重义理;后者主要汇集汉代象数派的注释,重象数之学,但两者都有融合两派易学之倾向。 根据《经典释文叙录》、《隋书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经籍志》等著作的记载,此时期注《易》者甚多,注易著作也多,但绝大多数已散佚,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。
宋建立后,提倡儒学,促使了学者重新整理、注释、讲解儒家经典,宣扬周孔之道,掀起了复兴儒家学说的热潮。此时期对儒家经典的解释,不太重视文字训诂方面的考证,而是注重探讨和阐发其屮的义理,其目的是为了“因经以明道”。位列儒家经典之首的《周易》,自然成为道学家推崇的对象,根据《宋史艺文志》的记载,北宋释易者有六十余家,如李觏、胡瑗、周敦颐、邵雍、王安石、张载、程颠、程颐、欧阳修、苏拭和切马光等,其屮不乏著名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和历史学家,他们掀起了研究《周易》的热潮。南宋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也都很流行,邵雍、程顿和张载三家易在南宋影响很大,特别是程氏易,经过程门后学的阐发,成为南宋易的主流。杨万里、朱震、朱熹、蔡元定、蔡沉、杨简等都是南宋易的代表人物。从两宋宵私录的著录情况,如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《通志艺文略》、《玉海艺文目》、《遂初堂书目》等,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期释易典籍的繁荣之象,而这些著作多半流传了下来。
元明时期是宋易深入发展的时期,元建立后,提倡儒学,科举考试以朱熹注为准,使得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经学。明建立后,颁布《四书五经大全》和《性理大全》,从而使宋学取代汉唐之《五经正义》,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形态。具体到易学,朱熹《周易本义》被官方认作权威典籍,并出现了一批注释朱氏释文本的著作,如元胡一桂的《易本义附录纂疏》与《易学启蒙翼传》,胡炳文《周易本义通释》,董其卿《周易会通》等。元明两代的象数派多有创新,经过雷思齐、俞谈、张理、萧汉中、来知德等的发展,到方以智父子,把象数之学推向了发展的最高峰。元代义理派解释《周易》经传大多遵循程朱之义,而明代则对程朱易学多有指责,并公开进行抨击,如薛瑄、蔡清、罗钦顺、王廷相等,故此时期也是古代易学的繁柴时期。各流派易学,经过元明两代易学家和哲学家的论争与阐发,到明末清初达到了高峰,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极为深刻。元明两代的易学著作也很丰富。
在明末清初实学思潮的影响下,出现了以黄宗羲、黄宗炎、毛奇龄、胡渭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,从文献考证和辨伪的用度,同宋易图书学和邵雍先天派进行论争,此次辩论在当时及其后都有很大影响,并促使了清代象数之学转向汉学之路。乾隆嘉庆年间,清王朝推行文字狱等文化高压政策,致使实学中经世致用思潮受压制,而重文字训诂和文献考证的经学受到重视,形成了以考据为中心的汉学。从而使《周易》研究从批判宋易走上了复兴汉易的道路。此时期复兴汉易的代表有惠栋、张惠言和焦循,他们发扬汉人的解易精神,推崇汉易象数之学。而与此同时,宋易的传统并未中断,满清王朝为巩固统治,禁锢汉民反清意识,大力表彰程朱理学,康熙帝命李光地编《周易折中》,并为之作序,乾隆命傅恒、来保、孙嘉涂等编《周易述义》。《周易折中》汇编了宋明以来的诸家易说,位列科举考试教材之中,该书的颁布说明宋易仍然得到官方的支持。 清人易学著作甚为丰富,《四库全书》著录的有四十六部,存目的有一百四十多部,未收者可见阮元《皇清经解》及王先谦《皇清经解续编》,今人黄寿祺《易学群书评议》对四库未收的清代易学著作也多有补充,潘雨廷《读易提要》对部分著作也有介绍。
近现代以来,《周易》研究和文本注释彻底打破了象数和义理两大派的传统格局,呈现出新的气象。由于白话文的推行,出现了一些现代汉语注释、翻译本,如金景芳《周易全解》,黄寿祺、张善文《周易译注》,陈鼓应、赵建伟《周易今注今译》等。尚秉和沿用古代治易之法,以象解易,自成体系(《周易尚氏学》等);于省吾从文字考据的角度出发,揭示卦交辞的含义(《双剑該经新证》);闻一多则不讲象数也不讲义理,专门以文字考据说解《周易》,并从社会史料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研究(《周易义证类纂》李镜池则从社会历史变迁的角度研究《周易》,把《周易》视为卜筑之书的同时,也视其为历史的记述和历史变革的见证。随着马王堆帛书《周易》、阜阳竹简残本《周易》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《周易》的出土,为《周易》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,张政烺、廖名春、张立文、于豪亮、刘大钩等在文字考释、疏通文句、与传世本之比较、思想研究等方面卓有成绩。